——格朗泰尔于1994年离世，是个这辈子没办过画展的画家。这次，他的两位朋友展出了他的二十四幅画，恍惚间，他的朋友们觉得这些画似乎就是他的整个人生。

——时间线跨度为1982年到1994年，我是绝望的文盲，因此如果有任何历史/美术学意义上的误差请一定要告诉我。已于2022/06/07二编，改掉了几处愚蠢的时间线错误。

——（悄悄表示很久不写ER，如果给我评论会很有帮助，谢谢大家）

 

 

           纽约，1996年。

           艾滋病确诊人数近二十年来首次下降，这也意味着1994年至今，这灰黑色——或者红色——的疾病终于将全美致死率最高的疾病排行榜头名的位置让出，暂且退到后位。

           古费拉克正在美术馆门外迎接慕名前来观展的人们，现在是五月，她穿着一件很薄的女式彩色长袖衬衫，戴着墨镜，衬衫袖口处露出的左手腕上叠着至少五个金属手链。她今年已经三十二岁，活得比生了病的很大一部分人都要长，每当古费拉克跟别人讲起自己的事情时，总会把她现在仍在地球上喘气这件事归功于运气：运气让公白飞替她找到了药物实验名额，运气让她在把那么多药分给朋友之后，还有足够的药维持自己的身体机能，运气让她送走了那么多朋友后仍然不用出席自己的葬礼。

           就在古费拉克坐在自己的轮椅上与每个手中拿着票的人都闲聊几句的时候，珂赛特已经开始在展厅里忙前忙后。珂赛特是此次展览的另一位策展人，一个有一头闪亮金发的姑娘，还没到三十岁，去年刚刚结婚。

           本次展览是画家格朗泰尔的个人展，展览叫做“大写的R”。格朗泰尔这辈子从未办过画展，遗憾的是，就连这次画展他也无法亲眼见证。

           说格朗泰尔是个画家可能有些夸大其词，毕竟他这辈子没卖出过什么很著名的作品，挣钱全靠一些设计委托之类的闲散活；也正是因为这个，他自己管自己叫“委托艺术家”。他半辈子都在画画，却因为一些原因基本从不卖画，他总说自己的画不会有人买，因为人们认为他的画多少和他人一样有些问题。至今，只有少数几幅格朗泰尔的作品被他朋友的朋友们看中，买走挂在家里或其他什么地方。余下的更多作品要么屯在他那两年前就已经无人打理的老公寓吃灰，要么挂在缪尚，再者就是挂在他仍活着的朋友家里。

           格朗泰尔，或者说用他的花名，大写的R，出生于纽约，西班牙裔，硬要说只继承了血脉里的舞蹈天赋，以及最为基础的西班牙语。那些见过他的都说他有一头如意大利人一样的卷发，还有一双爱尔兰人一样的绿眼睛。他出生于嬉皮士刚刚在街头诞生不久的年代，死去的时候摇滚乐刚冒出逐渐没落的苗头。格朗泰尔永远地合上那双绿眼睛时三十二岁多一点，怎么说，再少五年，他就能有幸加入吉姆莫里森、吉米亨德里克斯、布莱恩琼斯等一众著名摇滚乐手，成为27俱乐部的一员；可但凡再少五年，他就不能有幸见到麦当娜单曲《Vogue》(1)的MV被放在纽约街头几乎每一块电子荧幕上。

           已经死去的画家一生留下六十五幅完整的作品——抛去他速写本上那些成对的铅笔涂鸦、他刻意或无疑毁掉的画作、以及那些已经跟着他的朋友们去坟墓里的画——结合他的年龄考虑，算得上是一位多产的画家。这些作品中，油画共十七幅、版画共二十二幅、丙烯二十六幅。如果用格朗泰尔自己的话解释这些数字，他就会说，“我这辈子宁肯一直画油画，或许吧，我知道这使我显得像个下半身都埋在土里、抽烟斗的同时肺腔里发出巨大响声的怪老头。不过我不能。因为，假若你把眼光放得更实际些，就会发现我没有多少钱。我的贫穷几乎要透着我漏雨的房顶被太阳看见……这是个比喻，你知道的，我住在十二楼，怎么可能在楼顶。总之，油画，这神秘的旧时代的遗留造物具有抵抗时间的能力，它停留在这世界上的时间太久……仿佛生怕画家们缺少那么一两个后来人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一番彻头彻尾的批判似的。”每次说完这话，当时仍活得较为灿烂的画家总低着头大笑两声，他那些沾着看不出材质颜料的卷发也随着笑声的节奏跳动。

           此时，展厅中时不时传出悉悉索索地脚步和几句压低了声音的交谈，来的人并不算多，却比他们的预期要整整翻上一倍。两位策展人一起挑选了一共二十四幅画，这些作品可以说是风格各异，完成时间也于1980年到1993年不等。来人将画展从头到尾完整地欣赏下来，能将这展览当做是一首以画笔笔触构成的叙事长诗，恍惚间甚至能在空旷展厅里听到遥远从北方传来的布拉基的竖琴声。

           画展手册上印着此次展览的名字，格朗泰尔的个人简介，以及格朗泰尔二十多岁的时候的一张相片，他站在某个楼顶，背后是纽约高楼大厦中露出来的一角夕阳；相片被截掉了一部分，可以看到格朗泰尔的左胳膊伸出方框外，他的左肩膀处贴着另一个肩膀。手册还印着格朗泰尔每一幅作品的年份、日期、以及一小段陈述。最后是两位策展人——古费拉克与珂赛特，分别是格朗泰尔的朋友——她们的名字和照片也被印在画展手册上：古费拉克，歌手、作家、社会活动家。珂赛特，记者。乍一看，二人没一个从事任何与美术有关的职业。

           因此，有传言说，格朗泰尔还在世的时候，他自己策划了这次展览的内容。

           那是1993年十二月末，CDC——也就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刚刚公布最新的艾滋病定义。任何CD4细胞指标小于两百的人都将会成为艾滋病确诊者(2)。也正好是那一年，格朗泰尔第二次因为肺炎住院，此时他的CD4细胞指数只有33。十一月的纽约刚刚下过两场大雪，正是这个冬天，格朗泰尔第一次发现：若要是从医院的浅灰色的房间中看雪，街道上的雪会显得前所未有的明亮。每一片雪花都或多或少能刺痛他的眼睛，于是他半闭着眼睛，沉默地望向窗外。病房在没人探望的时候前所未有的安静，格朗泰尔恍惚间觉得自己能在点滴落入导管的间隙中听清雪花落在窗框上的声音，那往往是一种很轻、若不仔细听几乎很难捕捉到的“啪嗒”声，紧接着这声音雪花就会进入一个融化的过程。他透过窗子模模糊糊看见雪留下的水渍和他自己病房的倒影，看见街上明亮如白昼的雪，方才想起现在本身也是白昼，恍惚中，雪地上的阳光映出一个人的影子。

           哦。格朗泰尔想。他在太多吗啡的帮助、在一种亦真亦幻的状态下看着雪地里本不存在的那个人影，几乎要留下眼泪来。他不自觉地回想起一年前，好巧不巧，也是在冬天的时候，他也是坐在这家医院的某间病房里，只不过那时候躺在床上的还不是他。

           格朗泰尔在病房里断断续续听了三个星期下雪的声音。等他在前台办理完出院，被公白飞从医院中推回自己那间位于十二楼的小公寓的时候，他忽然决定在这个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CD4细胞指数真实存在的冬天，为自己仅存的CD4细胞指标做点纪念。

           于是他拜托艾潘妮——那时候艾潘妮也还活着，1995年夏天，艾潘妮也永远闭上了眼睛——给他影印了三十三幅画。那些画被贴在很大的泡沫塑料板上，底下粘着他们从曼哈顿翻垃圾桶时候找到的、用一个木箱拆出来的木条。就这样，每一幅画都变成一块巨大的抗议板。ABC的朋友们以及另外一些ACT UP组织的成员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格朗泰尔，举着那些抗议牌上街游行，一路从曼哈顿四周布满高楼大厦的宽街道上从其最南边走到最北边。

           这是一支正在行军的军队，一支每走一步都要花巨大气力的军队，一支由着许多不同种类放在橙色盒子里的药片、彩色亮片缝成的裙子、青紫色的卡波西肉瘤、折手舞等许许多多事物组成的军队。他们行军的口号也简单，大喊，“Act Up!”也喊，“Act Back!” “Fight AIDS!”(3)，手中每一个板子背后都写满了“沉默等于死亡”(4)。

        他们缓缓走到目的地处，格朗泰尔和他的朋友们在中央公园的草坪上停下。每个人将手中举着的格朗泰尔的画小心翼翼地摆在草地上，紧接着，每人都双手交叉、双脚并拢地仰面躺在画与画之间的缝隙之中，仿佛这草坪做了他们隐形棺材的柔软内里。这些人正完美践行着马丁路德金和凯撒查维兹(5)的准则。纽约十二月带着些能卷起寒冷空气力量的太阳照射在他们每个人脸上，那些凹陷的眼窝、突出的颧骨以及其他什么让他们中许多人平时看起来半只脚早已踏进棺材的东西统统都在阳光下消散。而格朗泰尔正淡然地坐在轮椅上，坐在一幅名为《欢乐屋与庇护处》的画的左边。他在阳光下一座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任凭自己的思绪飘向大概三年前，他和自己的朋友们在一个夏天的时候躺在教堂里，那时候格朗泰尔如今怀念的许多灵魂还在纽约的土地上行走，他的身体还允许他躺下，而他还握着另外一双手。

           等到格朗泰尔终于从回忆中跳脱开来抬起头望向天空那一瞬间，远处传来警笛的声音；他并不觉得那有什么，也丝毫不觉得恐慌，他这辈子光是在铁栏杆后面过夜就有至少三十几次，几乎每次都是因为同样的理由。

           其他人总需要找点方法维持这个社会的表面正常，哪怕这地方正从内里向外开始腐烂。

           那是格朗泰尔这辈子最后一次进到警察局里，他三个月之后去世，其中有两个月几乎都在他公寓的小卧室里卧床。他去世时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旧卫衣。他的头发不再有什么光泽，手腕瘦得只剩下薄薄一层皮。那是1994年一个三月的早晨，许多在早春盛开的花正争先恐后在曼哈顿的街道上绽放。

           总之，《大写的R》展览中，古费拉克与珂赛特挑选的，正是那次抗议携带的三十三幅画中的二十四幅。

 

 

           画展中从头数第五幅画叫做《伊卡洛斯的来生》。

           那是一副油画，介绍写明此画被创作于1984年秋天，100*70厘米，用一个金色的画框包着。这是整个展厅中观展人第一次看见那种正经的、类似上世纪印象派画家展出时所用的、几乎有些阶级化的画框出现在格朗泰尔的任何一幅作品周围。

           这幅画面中有纽约公园内随处可见的暗绿色长椅，长椅上坐着一个看不清面部的青年。整幅画用到了斜线透视，从与地面齐平的水平线往上呈仰视视角。青年穿了一双在透视下连泥点都清晰可见的旧靴子、一件棕风衣、以及一条找不到哪怕一个口袋、被熨烫妥当的长裤。秋日的阳光模糊了他的面部表情，同时也衬着他那头长卷发在阳光下幻化成无数光斑自由地跳动。青年背后的阴影仿佛一对伸展的翅膀，影影绰绰打在长椅背后的草坪与树干上。

           手册上的介绍简短地写了几句非常概括的话，大抵都是描述格朗泰尔此时的人生阶段，唯一称得上有用的信息是其中一行小字，“画中人名叫安灼拉，是ABC朋友社的学生领袖。”

           1984年格朗泰尔刚刚认识安灼拉。

           他们两个的牵线人是古费拉克，这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尼亚女青年刚刚开始自己的性别过渡矫正阶段，此时还在大学读文学。安灼拉是她通识课的好友，也是她另外一位朋友公白飞的高中同学兼大学室友。那年安灼拉十九岁，在法学院刚刚待了两年。格朗泰尔是古费拉克在ballroom(6)认识的朋友，已经离开了大学，正在给一家杂志社供稿，最近进入到没有灵感的可怕阶段，严重到快四个月没画出过一幅他认为可以拿得出手的作品了。

           二人于格朗泰尔和古费拉克常去的那个ballroom门外不远处见面。硬要说那地方是个ballroom有些勉强，那里白天看最多只能算一个地理位置优良的仓库；只不过一到晚上，他们这些人就变成自己的仙女教母，挥一挥手就能将舞会从皇后区的仓库里凭空变出来。从ballroom出来直走就是一个小公园，公园里种着一些到秋天时叶子会变红的枫树，正因为枫树，他们这个ballroom有举办“秋日血色舞会”的传统。

           格朗泰尔记得，古费拉克把他带去的时候，安灼拉正坐在一把公园长椅上等。他们的见面绝对不能用一见如故来形容，但比格朗泰尔脑海中设想的要好得多。他出门前实打实地恐慌了片刻，当然，这种恐慌是可以被理解的，尤其在古费拉克对他保证“以我对你的了解，或许你会遇到你未来下半辈子灵感的缪斯”之后。

           某种意义上那天的古费拉克并没有说错。

           他们两个交换了笼统的自我介绍，彼时安灼拉出于礼貌站了起来，而格朗泰尔出于礼貌没有坐到长椅上。片刻后，半躺半坐在长椅上的古费拉克宣布自己下午还有课，跳起来表示她需要先回大学城一趟，临走之前还不忘了提醒安灼拉格朗泰尔是自己舞会时候的固定搭档，负责走vogue的分类(7)，几乎每一场都会拿奖杯。

           安灼拉很明显没有听清古费拉克临走之前风风火火留下的那一通话。他站着沉默了大概一分钟，然后开口问格朗泰尔。“她说什么？”

           “可能是舞会？”格朗泰尔意识到自己此时讲话的尾音有些颤抖，他也意识到自己正不可控地偷瞄安灼拉的喉结看。

           “对不起，什么是“vog”？是一种舞会吗？”

           “是“Vogue”，不过没关系。”格朗泰尔开始暗自计划是否需要在下一次比赛之前去酒馆狠狠敲诈古费拉克一顿，如果这小姑娘连背景调查都不做就先把人拉过来介绍给他认识，格朗泰尔绝对会让她为自己在纽约城内跑个来回以及后续为自己可悲的感情感到悲伤的时间付出一些代价。“是一种舞蹈，叫它vogue或者折手舞都无所谓，这东西在舞会的时候会有人跳。怎么说呢，这种舞蹈的核心就是模仿杂志上的模特拍照，大概像……”说到这里，他伸出手做了几个定点动作。“这样。”

           过了大概半分钟左右，格朗泰尔得到了安灼拉从嗓子里挤出来的一个声音作为回复。

           安灼拉之前从来没去过任何一家ballroom，也当然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跳这种舞，他盯着格朗泰尔在脸附近上下翻飞的手腕和手掌看的时候，不知为何联想到了自己十四岁那年在姥姥乡下小木屋中过暑假时候遇到的两只柑橘凤蝶。几分钟过去，安灼拉忐忑地体会着这种沉默，并在心里悄悄埋怨自己没什么非常特别的事情可以分享给格朗泰尔作为交换，他只能硬着头皮抛出这个问题，“古费拉克和你提起过缪尚吗？”

           “什么？”这回轮到格朗泰尔沉默。

           “一个民间组织，不算特别官方，目前可以算是一个HIV流行病活动小组。小组内有几个病人，但是，呃，你不需要担心这方面的事情，毕竟我们主要是负责和CDC对着干。”说到这里，安灼拉停顿了一下，耸了耸肩，并在格朗泰尔用眼神示意他自己知道CDC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后继续说了下去，“总之，我们的目的是让他们和大众都意识到HIV病毒正在侵害每一个人，无论你的性取向、无论你的性别。我们在离大学不远的咖啡馆里有一个集会点，那个咖啡馆叫“缪尚”，很容易找，你顺着正门往左边走一点点就是。”

           格朗泰尔从嗓子眼里下意识地发出了一声带几个转调的“啊”来表示同意。安灼拉意识到格朗泰尔好像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于是他快速地自己补充了一句，“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来。”

           “我会的。”格朗泰尔答应的速度快到自己都在担心这个决定会不会日后跳出来令他自己后悔。

           几个小时以后，格朗泰尔回到自己租的那个一居公寓。他凭着记忆，坐在桌边就着一杯咖啡画了四张速写。等他终于从桌上抬起头重新审视那张纸的时候，他才反应过来自己纸上躺着四个不同角度、不同表情、却都穿着同一件风衣的安灼拉时。此时，格朗泰尔已经成功改变了自己先前敲诈古费拉克一顿的想法，并决定找机会给古费拉克买块甜点。

           1984年的格朗泰尔是血肉之躯，没有预言的能力。因此他不能意识到自己未来的速写本上究竟有多少个安灼拉，他也不能预料到，古费拉克对他做的预言日后不断应验，句句属实。当时的格朗泰尔只能在他和安灼拉第一次见面后反复在脑海中观看那天的回忆，他也在长达四个月的瓶颈期之后第一次重新架起一块画布。

           两星期后，格朗泰尔第一次去参加ABC朋友社的集会，那时他的一居室屋里多了一幅画，他叫它《伊卡洛斯的来生》。

 

 

           整个画展中几乎最大的作品被放在第八幅展出。也是一幅油画，有200*120厘米，绘于1987年。画家格朗泰尔给这幅画起名叫《欢乐屋与庇护处》，它自己独占了展厅中一个分区的一整面墙。

           这幅画的主色调相对而言较浅，画家用了一些比较明亮的棕色、一些红色，他花了许多精力仔仔细细地画出了阳光如何照在一堆家具上，还仔仔细细地将每一个家具本身有的木质纹路都用细笔勾了。画中是一个咖啡馆的部分桌椅，左边靠近画框处有那个咖啡馆的一角吧台，而画面右侧则围着一大群人，站着坐着、姿态各异。

           手册上对这幅画也有非常简单的几句描述。上面写，“1987年夏，缪尚咖啡馆。”还附赠了一小段缪尚的介绍。“缪尚咖啡馆是ABC的朋友们的活动处，先前叫做“ABC朋友社”的组织于那年正式成为act up组织(8)在纽约的一个分部，也可以理解为ACT UP下的一个学生集会点。ABC朋友社是一个以大学为圆心的学生组织，大部分成员都是大学在读学生。”

           画面右侧的人大多都没有表情，他们被模糊着神色，用一种明亮的影子的形式放在画面之中。这群人的主体是两个，分别是一个拥有棕卷发的姑娘，和在《伊卡洛斯的来生》中已经出现过的青年。手册上写，“画中唯二两名有神态刻画的人分别叫古费拉克与安灼拉。古费拉克被她的朋友们亲切地称为整个组织的“中心”，而安灼拉则是这个组织所有人默认的领袖。”古费拉克呈现出一副愉悦的样子，她手里拿着一沓传单；而安灼拉背对着画面站在桌子上，参观画展的人只能看见他的金发与红马甲。至于画家自己，他坐在这幅画中靠右的角落，与其他人不同，是一小团暗色的影子。

           1987年的ABC朋友社——或者为了更简单，ABC——目前一共有三十一名成员，到这一年位置，他们中多数是病人，余下的那一小部分则是病人关系顶好的朋友们，或者是病人的亲人。这其中，确诊的一共有二十二位，拿到医生执照的只有一位，未来能做律师的也只有一位。他们三十一个人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二岁，是个非常年轻的组织，其中最小的今年刚读大学，十七岁，是个年轻的诗人，名叫让·普鲁维尔，但组织里一小部分人管他叫“我们年轻的费林盖蒂”。

           让·普鲁维尔虽然年轻，但病得已经很重，他们中那即将成为医生的人曾负责任地说，普鲁维尔的情况几乎是ABC中最严重的。去年秋天，他刚刚因为口腔真菌感染住了两个星期院，现在又被疱疹折磨。普鲁维尔十五岁就确诊了HIV病毒，他自己也很清楚确诊的原因，那是一个他再也不愿意回忆的下午，他从来没同意过对方做任何事。但两年前他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对方看样子至少有四十岁，是普鲁维尔母亲认识的熟人。很明显，那个四十岁有余的男子对他来说力大无穷。总之，普鲁维尔做了一个月关于疱疹、许多令人作呕的气味、洗澡、乳白色、青紫色的皮肤斑——他还不知道那是卡波西肉瘤——等一系列事情的噩梦，然后发了五天高烧，再然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死刑证明。

           那一年格朗泰尔刚刚确诊，他结束了一段短期恋爱，为了冲掉那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去酒吧晃悠了三五天。紧接着，格朗泰尔就在公白飞的怂恿下心血来潮地去做了检测，根本没想到拿回来的结果是一张判书。好在他一向对生死这些事情呈无所谓的态度，只不过他现在走入酒吧之后需要做个负责任的好人，明明白白地告知任何他看对了眼的男人这令人胆战心惊的结果。意料之外的，他们中不少和格朗泰尔一样，因此，他目前自在却有些贫穷的生活完全没受什么影响。

           ABC参与的第一次ACT UP相关集会在1987年的三月末，华尔街(9)。他们当时在街上抗议，目的是要求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始对HIV病毒相关的药品投入研究。他们也同时要求药品管理局将病人像正常人那般对待，提供保险、工作、住房等。这次集会来了大约两百人，其中病人有大概一百七十个。

           格朗泰尔一向不喜欢华尔街，与之相反的，他热爱华尔街边上的百老汇。他对百老汇的热情曾一度高到一个星期看了八部剧，当然，那时候他有一点闲钱。他还给外百老汇中某一个剧院画过海报委托，那部剧他也免费去看了，印象不算特别深刻，但根据纽约剧评人在报纸上写就的评论来看，这部剧可谓具有“划时代意义”。

           当时格朗泰尔站在百老汇街口心不在焉地大喊着口号，脑子里想的全都是万一这时候街边上走出来一个百老汇明星自己会作何反应。格朗泰尔心里希望那个人是雪莉·史密斯，他前几天才看过《我和我的女孩们》。他开始想象百老汇的霓虹灯牌，想象自己前段时间去看《追梦女郎》的时候，演员穿着和古费拉克脚上那双鞋差不多的，亮闪闪的细高跟。

           “你说，会不会有百老汇明星路过。”格朗泰尔问古费拉克，古费拉克今天化了红色眼影。

           “那最好。”她回答，“最好有百老汇明星路过，这样我就可以给她唱首歌，证明我也可以唱得同样好。”

           巴阿雷走到前面去了，格朗泰尔透过人群隐约看见巴阿雷站在抗议队伍的最前端，正合两个警察搏斗。与其说巴阿雷与警察搏斗，倒不如说他正被警察架着拖走，巴阿雷试图蹲在地上，将重心放低，让自己多在队伍中留一会。警车上的霓虹灯在格朗泰尔眼里长得像几块百老汇街上闪烁的霓虹灯牌，他暗自想了片刻，完全没想起来究竟是什么剧有那样耀眼的蓝色。

           那天下午他们中一些人不幸去到监狱，十几个人分别被放在几间小隔间里。格朗泰尔被关进靠墙的一间，一起的还有古费拉克、安灼拉、和博须埃。他们那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地方挤了十八个人，其中只有四个是和组织一起的，另外那些人没有人认识。古费拉克并没有被放到他们关女士们的那个隔间去，她坐在角落沉默地整理自己的裙子和头发。

           “嘿！”安灼拉摇晃着一根铁条，他的声音穿透许多隔间中几乎能用嘈杂来形容的交头接耳。“嘿！警官！”

           值班的警察抬起头，大声朝安灼拉喊着让他安静，非工作人员不得大声喧哗，又大喊说现在他们都处于被观察阶段，没有特殊允许绝对不能随意与警察交流；紧接着，另外一位警察补充说若有需要可以联系自己的律师，但是每人只能打一个电话，通话时长不得超过十五分钟。

           “我的朋友，”安灼拉并没有被那些看似非常官方的句法结构吓到，“她为什么没有被关到女士那间去？”

           “什么？”

           安灼拉重复道，“我说，我的这个朋友，她为什么没有被关到属于女士那间隔间去？”

           古费拉克在他说完这句话后抬了头，她跟安灼拉对口型说“算了”，接着又用只有他们几个能听到的声音解释说自己对于这些事情也没那么在乎。以古费拉克的原话说，“像我这么漂亮的姑娘，放到女士隔间里去那些女人肯定会嫉妒，所以不如把我留在这里好。”随后她问博须埃要了一根烟，翘着二郎腿等烟雾迷迷蒙蒙地遮住她的脸。古费拉克就这样将自己与隔间中剩下的人割裂开来，她在烟雾中幻化成一种乳白色的幻象，乳白色带金色亮片和红眼影的幻象。她缓缓地，一小口一小口抽着烟，仔仔细细观察自己留在那根烟上的那一小圈口红印，认真歪着头听安灼拉与那个警察理论，此时警察已经站在他们这个隔间门口了。

           “……她拥有自由要求自己被分到哪个隔间里去。哪怕是监狱也会将男人与女人分开，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将她放在满是男性的空间中无疑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这种情况，若我朋友是孤身一人，与陌生人在一起，她将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难境地之中。男性对女性生存造成的威胁很可能是致命的……”大约十分钟之后，安灼拉悻悻地走回长凳上坐着，对古费拉克做出一个“抱歉”的口型，对方耸了耸肩，在椅子上按灭了那根烟残余的部分。

           “没事的，安灼拉。”古费拉克说完开始清理自己指甲缝里的烟灰，她这个月新做的指甲也是金色。

           所有人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属于ABC朋友社分部的一共六位，他们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地沉默着，在摩天大楼反射的橙色夕阳中走回缪尚。

           艾潘妮在缪尚打工，她掏出钥匙开了后门，他们一行人溜上二楼，没惊动一个顾客。老板娘平时不用二楼，借用艾潘妮这层关系，那地方就放心给ABC们用。整个组织做得最多的事只有几件：坐在炉火前听着木头在火焰中噼里啪啦跳动、或者坐在地上听着风扇在天花板上打转，往往同时听安灼拉的演讲稿、公白飞的报告、热安的诗、或者古费拉克的新闻稿；一起做饭、唱歌、或者租一部电影看到他们中一些人先从胸腔里传出鼾声；大声就着一个问题来回来去讨论，那种时候，如果整间屋子响指声不断(10)，就是安灼拉在发言。

           堡垒、革命根据地、居所、庇护处、避难所、欢乐屋……这些都是他们中一些人给缪尚起过的名字。

 

 

           展厅内第十二幅画的风格可以称得上是诡异。

           这幅画叫做《甜血》，是格朗泰尔1989年完成的抽象作品，丙烯画，120*120厘米。画中有许多不同种类交织在一起的红色，它们被画家随意地溅在画布各处，大块大块凸出来的颜料块凝结在画布之上，看起来像是人体内凹凸不平、曲折交错的血管。如果斜着看这幅画，能看到许多块状的颜料糊在画布表面，它们中有些滴下来在画布底端形成一个水珠样的圆，有人说这是凝固的血液，也有人说这是红色的眼泪。

           关于这幅画，手册上写着，“格朗泰尔曾负责在Act Up抗议时期制作假血袋。”手册上还引用了一句格朗泰尔曾经说过的话，“放许多水，一点点凝胶，食用色素。色素最好是深红色，这样看起来很逼真，很酷。再放些糖……至于为什么放糖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这样血尝起来就是甜的。市井间那些谣言表示我们的血都是酸的，我不喜欢这个谣言，我们就打破这个谣言给他们看。”

           1989年美国艾滋病确诊人数首次突破十万人。他们总说，风向变了，或许已经达到顶点了，但每一个星期仍不断有人拿到那死刑判书一样的检测报告。这个数字不断攀升，像是格朗泰尔每年七月份能在纽约帝国大厦附近的广场上看见的礼花一样，在完全爆炸并弄出巨大响声之前完全没有下落的余地。

           让·普鲁维尔去世了。

           他没能看见自己十九岁那一年的夏天。普鲁维尔死于1989年的五月，他只有十九岁，病情恶化得极快，仿佛只需要一个春天他就从内里枯死。他死去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头，肋骨将病号服顶出两个对称的小凸起。死去的时候他的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几乎不像他自己了，他的脸颊深深地凹进去，头发掉了许多，后脖颈处长了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结节。他们把他几乎干瘪的驱壳放进一口浅绿色的棺材里，这是为了纪念他的爱尔兰血统。总之，让·普鲁维尔从今以后会在这口浅绿色的棺材中长眠不醒。艾潘妮和古费拉克给他画了个淡妆，遮掉了他青色的眼眶，还重新描了他的雀斑，最后将他的长发绑成了两条辫子。

           “热安喜欢他的雀斑。”弗以义在致辞的时候这样说，这是格朗泰尔头一次见到弗以义哭泣。

           葬礼来了许多人，其中甚至包括普鲁维尔的父母。安灼拉对两位表示了问候，并将他们整理好的、装满属于普鲁维尔的生前遗物的那个小木箱递给了那位与她儿子一样拥有一头红发、此时此刻正泪流满面的女士。安灼拉那天获得了一个母亲一样的拥抱——他四年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也非常确定，等到自己葬礼的那天，自己的双亲根本不会出席。

           一切过后，ABC的朋友们抬着普鲁维尔的棺材走在纽约街头，他们在某一处停下，静静站立了片刻后坐在地上，开始朗诵普鲁维尔曾经写过的诗。他们中一些人读到某几行突然落下眼泪，只能歇息片刻，在流泪的间隙中用颤抖的声音将那些文字继续读下去。

           这是一次特别的集会，许多人的手还搭在棺材上，就已经开始想念普鲁维尔。

           “不要悲伤。一切都是一个迷，死亡、自由、疾病，一切都是个迷。一个使下界芸芸众生被蒙蔽在阴暗中的迷。(11)”

           这是让·普鲁维尔墓碑上刻着的那句话。

           九月的时候，Act Up组织进行了又一次抗议。地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而抗议的主要内容是让药品管理局等地下调AZT等药的价格(12)。AZT那时候仍然是全世界最贵的药品之一，一年的药物价格可以达到八千美金，不少人都是几个人凑钱买一个人的量，当然，更多的人根本买不起，索性就放弃这个被证实为最有效的治疗手段。

           格朗泰尔一个星期以前在公白飞的浴缸里做了一缸子假血，为此，公白飞在等格朗泰尔把所有的血浆装好那整整一个星期都是去古费拉克家里洗的澡。尔后，古费拉克因为这件事特意请了格朗泰尔吃饭。

           他们把血浆泼在纽约市政权交易所门口。红色的血顺着那宏伟建筑的大门流下来，落在大理石地板上，仿佛能一路渗到楼下柏油马路的地缝里。组织来的时候是早晨，交易所还没开门迎客。他们听见前台姑娘的尖叫声从门里传来，好吧，格朗泰尔替她感到有些抱歉，毕竟她完全没做错什么。门里也传来了几声不知道来自哪个男人的咒骂，这回格朗泰尔竟一点愧疚的心思都没有。紧接着他们开始行动，紧锣密鼓、按部就班地展开每一项内容，他们中有四个人带着对讲机，因此一共是四个小组。除此之外，还有几对人两两分散行动，其中包括格朗泰尔和安灼拉。

           小组分为两大类，负责在窗口或柜台泼血的，和负责疏散并抵挡无关人员、以此来拖延泼血的人的时间的。此时红色的鲜血正顺着几块电子荧光屏缓缓滴落，不知哪里传来一名清洁女工恐惧的哭声。

           “抱歉！但我们没有选择！”古费拉克朝那女士哭泣的方向大喊。

           格朗泰尔和安灼拉正隐秘地行动，他们的目标并不是任何一个柜台，而且这栋大楼里其他一些明显但又不会被立刻发现的地方——比如楼梯间，比如扫把间，或者比如大屏幕的背面和二楼阳台某一块玻璃。格朗泰尔搞到了四瓶喷漆，而他和安灼拉此次行动的目的是在这些地方用几句简短、富有概括性的话语讲述人类不作为的罪行。想法总是顺利且美好的，唯一不幸的是，活动当天格朗泰尔才发现安灼拉并不会用喷漆。“老天，安灼拉。你这个样子怎么做一个学生革命家呢？”他说。然后他在安灼拉支支吾吾一通解释中不得不临时采取另一个计划，也就是安灼拉负责口述，格朗泰尔恨不得两只手同时上阵埋头苦写。他被喷漆呛得直打喷嚏，好几次险些把头撞在某个楼梯扶手上。

           “我来吧。”安灼拉要求。

           “上帝，安灼拉，你清醒一点。你都不会用喷漆，你连颜料都搞不出来。”

           安灼拉被他弄得没话说，只能沉默地将一只手放在格朗泰尔脑袋后面的楼梯扶手上，手背冲着格朗泰尔的后脑勺。

           那次抗议的穿衣要求是红色，任何红色，任何明暗度、任何搭配的红色。他们二十几个人组成了一小片移动的红色海洋，在他们分开进入到本应有西装革履的人群的交易所时，仿佛浪花被冲刷到某一片沙滩上，缓缓地渗透进地底。安灼拉穿了一件红色衬衫，脚上是他那双不知道买了多久的红匡威板鞋。而因为格朗泰尔没什么红色东西可以穿，不得不找安灼拉借了一件短袖，随后整个抗议过程中，格朗泰尔都在用极大的理智控制住自己不去随意闻那件短袖的领口。

           他们吹响号角，这号角盖住了一些人大喊的声音，也盖住了证券交易所开门那此时显得肃穆且悲壮的铃声。他们用一块巨大的布盖住了政权所门口“出售欢迎”的话语，这块布上写着“沉默等于死亡”(13)。

           小半个一楼都是红色，墙上和柜台上形成了几条灿烂——或许是灿烂——的红色小溪，他们很小心地避开了所有可能造成大损失的科技产品，毕竟本次抗议的要求之一就是不要造成太大经济损失。一部分上早班的交易员正仓皇逃窜，但更大一部分人试着将他们围起来打倒。巴阿雷被某个穿价格不菲西装的男人一拳打伤了鼻子，不过，在他开始流鼻血的时候四周所有人都自动散开给他让路。如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许会以为医院中刚刚爆发一场传染病，刚刚刮起一场血色的龙卷风，或者一场暗红色海啸。一切都是红色。血浆意外地溅到某个人嘴里，他尝到一丝甜味，错愕地站在原地愣神。

           楼梯间内也有不少红色的文字，但凡有人一路走下去，就会被那些字符明晃晃地刺痛眼睛。

           那天是历史上纽约证券交易所第一次停止交易。

           格朗泰尔收到撤离信号之前刚刚在二楼的楼梯间里写完一句话，那些文字的颜料正顺着墙面流下来，仿佛字母和字母看见彼此后突然开始哭泣。那句话说：“我们说，反抗！艾滋病不会等待！”(14)

           组织逃跑时安灼拉不小心划伤了脚腕，血流不止，不得不用一块纱布包扎了去一家医院缝针。下午安灼拉从医院出来时格朗泰尔去接他，和他把早上的事情戏称为“血色抗议”。他们走回缪尚的时候太阳还没落到曼哈顿的高楼后面，安灼拉上楼梯时明显有些费劲，格朗泰尔架着他，几乎将他整个双脚离地举起，就这么把他半架半抬地放在了二楼。

           “缝针疼吗？”格朗泰尔问。

           “还行。有麻药。”安灼拉从一本目测有五厘米厚的书上抬起头。

           “哦。”

           两个月后，格朗泰尔和安灼拉聊天时看到了安灼拉的确诊报告。

           “哦。”格朗泰尔说。

           安灼拉没说什么，如果不是他眼睛里的神色，格朗泰尔会错认为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格朗泰尔试着盯着那双眼睛瞧，它们是冰蓝色，它们像自己在读书时幻想的结冰的湖，格朗泰尔想。他试着读懂这一小片湖面，可惜湖水实在是太深，他无力游动，只觉得自己此时此刻正在下沉、下沉，直到他的肩膀撞向湖底那些突出来、长着尖牙的巨石块为止。

           “为什么？”为什么呢，安灼拉，为什么。

           “不知道。”安灼拉回答。其实安灼拉几个星期前刚刚读到有关针头混用和输血的丑闻，随后他立刻去做了检测，一周前，他拿到了结果。他花了整整两天想明白这件事情，然后决定只告诉最少一部分人。格朗泰尔是整个ABC中第一个知道的。安灼拉对自己首先告诉格朗泰尔实情这件事想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只能将其归纳成直觉。相信直觉，直觉总不会错的，古费拉克一直这么说。

           “既然我们都已经踏入坟墓边缘，我忽然想起来一件想做许久的事。”格朗泰尔压低了声音，仿佛他手上有什么在这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极其伟大的发现似的。

           “什么？”

           格朗泰尔看着安灼拉的眼睛，意识到自己正控制不住地小声笑。他冷静了一下，猛地拉近了他和安灼拉之间的距离，“我忽然想起来，现在我可以正式邀请你和我做爱了。”

           

 

 

注释：

1：单曲《vogue》发行于1990年。

2：CD4细胞是一种T淋巴细胞，属于免疫细胞。医学上用CD4的数量（正常人每微升血液里会有700-1100个CD4细胞）检测HIV病毒侵袭人体的情况，因为HIV病毒攻击的细胞正好就是CD4细胞。

3：这三句话为act up反抗时期的口号。

4：“Slience=Death”，另一个act up反抗时期的口号。

5：二人都是非常著名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提倡者。

6：Ballroom（舞会），纽约地下LGBT+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亚文化，舞会被广泛定义为一个安全且自由的空间，少数群体可以通过参与“舞会”收获自己无法在社会上获得的认同感。舞会往往有许多不同环节和社群。

7：在舞会中，“分类”可以理解为不同的比赛项目，而“vogue”则是折手舞，折手舞本身就是从舞会文化中诞生的舞种。

8：Act Up组织是一个抵抗艾滋病的组织，全称为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也就是“艾滋病患者联盟发挥出的力量”。

9：Act up组织第一次抗议是1987年3月24日，在华尔街和百老汇的交界处，十七人被捕。这篇文中集会的人数和细节，以及之后监狱中发生的事情都是杜撰。

10：打响指表示赞同对方的话，类似于鼓掌，但响指不会盖过对方说话的声音。

11：最后一句引自《悲惨世界》。

12：这次抗议是1989年9月14日，历史上确有其事，ACT UP组织在纽约证券交易公司抗议，有七个人把自己的手锁在了vip交易处的栏杆上，四天后，AZT的价格被下调了百分之二十。文章中泼血的部分是杜撰。

13：“出售欢迎”指证券交易所门口写的“Sell Welcome”，用横幅盖住这句话确有其事，但并不清楚横幅上的标语到底是什么。

14：”We say fight back! AIDS won’t wait!”是act up用于纽约某次抗议的口号。